[歷史]談孔明
發表於 : 週五 7月 26, 2002 10:41 am在 GameBase 三國志版常討論到孔明的北伐以及影響, 很多人以此抨擊孔明的施政以及理念, 卻少有人真正的理解過孔明的施政精神以及其成效, 這也難怪, 以孔明治實的精神, 少有人能真正的了解孔明治蜀的成果, 以及其主政期間, 經濟以及其軍事目的.
有人因為孔明被三國演義神話而採取對孔明否定的態度, 卻忘了正史所記載的孔明事蹟並非全部空穴來風, 只想徹底否定其作為.
我自己是很不喜歡曹操的, 自然演義對我有所影響, 然而看遍正史, 曹操給我的印象竟然只有更糟、沒有更好, 屠城史歷歷在目、民變、叛變、曹操治人的詭譎與狡詐, 更令人印象不佳, 荀彧、崔琰、毛玠幾位對曹操開國有大功的大臣, 下場之糟, 更無可辯解.
歷史的解讀有各人自我的本身喜好左右, 只不過比起來某些人刻意的忽略正史也已經明確記載的事實, 而只採取對本身喜好有益的解讀, 我還覺得自己客觀多了.
下面文章轉載自三國之天地, 論孔明治實之精神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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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諸葛亮的治實精神
資料來源：魏晉南北朝史論稿 第三章 作者：萬繩楠
﹝此書內容相當精采，有興趣者可以買來參考﹞
第一節 治實不治名
《三國志•蜀志》卷五〈諸葛亮傳〉注引〈袁子〉，說諸葛亮「治實不治名」。這句話概括了諸葛亮一生活動中最根本的東西。可惜千百年來，很少有人注意到。
諸葛亮不僅是一個政治家、軍事家，而且是一個哲學家。和漢代「天人合一」、「神人合一」說相反，諸葛亮聲稱：「造化在乎手，生死在乎人」﹝《諸葛亮集•文集》﹞卷二〈陰符經序〉﹞，十分強調人的作用。諸葛亮非常重視「多見多聞」，以為「多見為智，多聞為神」。為了求得對事物有一個比較正確的認識，他要求做到「萬物當其目，眾音佐其耳」。﹝同書卷三〈便宜十六策•視聽〉﹞
尤其值得注意的，是他反對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要求全面地觀察問題。他曾感到法正的思想有片面性，在〈致法正書〉中，指出法正「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」。﹝〈蜀志•諸葛亮傳〉﹞他認為「仰高者不可忽其下，瞻前者不可忽其後﹝〈便宜十六篆•思慮﹞，「視微知幾，聽細之大」﹝〈便宜十六策•視聽〉﹞，高下
、前後、隱顯、大小兩方面是有關連的，都要留意，決不可只顧一方面，決不可以為是細微的東西，輕易忽略過去。在〈便宜十六策•治亂篇〉中，他說到要使政治由亂到治，應當「先理綱，後理紀；先理令，後理罰；先理近，後理遠；先理內，後理外；先理本，後理末；先理強，後理弱；先理大，後理小；先理身，
後理人。」之所以分先後，是因為「理綱則紀張，理令則罰行，理近則遠安，理內則外端，理本則末通，理強則弱伸，理大則小行，理上則下正，理身則人。」但絕不能只顧先，不顧後。
熟悉歷史的，都知道諸葛亮以丞相身分，自校簿書。評論者往往說這是諸葛亮的「事務主義」的表現。下這種評論，表明未深究諸葛亮的思想。殊不知諸葛亮極端重視兼顧事物的兩個方面，大事像「外結好孫權，內修政理」，他抓得很緊；小事，像自校簿書，他也不忽略。他知道大小之間是相通的，治實不能忽視小事
。關於自校簿書，丞相府主簿楊顒曾用「坐而論道謂之三公」、「邴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」、「陳平不肯知錢膜尬ヾv等話勸過他﹝《蜀志•楊戲傳》注引〈襄陽記〉﹞。但在他看來，這些是治名不治實。丞相府的簿書能反映國家各個方面的情況，諸葛亮要治理好蜀國，怎能不翻？
在治實上，諸葛亮還有一個可貴的地方，他懂得一個人的所見所聞畢竟有限，提出了「集眾思，廣忠益」﹝集思廣益﹞的思想。集思廣益是諸葛亮的一句帶有民主性的名言。他說他在隆中，初交崔州平，「屢聞得失」，後交徐元直，「勤見啟誨」。並且用了「處茲不惑」的話，稱讚徐庶﹝元直﹞做到了集思廣益﹝《蜀
志•董何傳》﹞在益州，他把「集眾思，廣忠益」當作丞相參署的辦事方針。他要求做到「聽察採納眾下之言，謀及庶士。」﹝〈便宜十六策•視聽〉﹞他稱讚董和參署七年，對他「每言必盡」，「事有不至，至於十反，來相啟告。」稱讚胡濟對他「數有諫止」。他說他和崔州平、徐庶、董和、胡濟四人「始終好合，
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。」因為這四個人能使他「少過」﹝《蜀志•董和傳》﹞，也就是能使他的思想比較符合客觀實際，少犯過錯。人們還曾稱道他「聞惡必改而不矜過」。﹝《蜀志•諸葛亮傳》附〈董厥傳〉注引《漢晉春秋》﹞他是古代一個少有的懂得「集眾思」的好處，具有民主精神的人。集思廣益的目的，正是為了求實，治實。從他所說的在隆中、在益州都力求做到集思
廣益，可知他的求實、治實精神是一貫的。
這就可以解開早在隆中的時候，諸葛亮對形勢的分析，為什麼那樣準確之謎了。他在隆中所以能熟知北方曹操、江東孫權、荊州劉表、益州劉璋、漢中張魯的情況，所以能預見到「鼎足之勢」可以爭取實現，所以能提出跨有荊、益，「外結好孫權，內修政理」等一系列制勝方針與政策，是因為他始終一貫地「治實不治
名」，研究問題，分析問題，集思廣益。
第二節 諸葛亮治蜀
內修政理
內修政理是諸葛亮治蜀的一個中心問題，其基本方針即「治實不治名」。
益州本是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土。」左思〈蜀都賦〉寫到那時的蜀中是：「溝洫脈散，疆里綺錯，黍稷油油，梗稻莫莫」；「闤闠之里，俊巧之家，百室離房，機杼相和」，何況又有鹽井、鐵山。在這個基礎上，商業也發展了，成都西市，被稱為「萬商之淵」，「羅肆巨千」。可農民、手工工人所創造的財富，都落入
了三蜀之豪」的腰包。三蜀之豪，有自己的田莊、徒附、部曲、奴婢。諸葛亮說李嚴罷免，猶有「故奴婢、賓客百數十人。」李嚴之子李豐以中郎參軍居府，「方之氣類，猶為上家。」﹝《蜀志•李嚴傳》注引諸葛亮〈與李豐教〉﹞這些上家恣情壓迫農民，引發了農民起義。靈帝中平五年，益州馬相起兵於綿竹，「自號黃巾」，殺刺史郤儉，進攻巴郡、犍為，有眾數萬人，馬相自稱天子。﹝《後漢書•靈帝紀》﹞
漢末政失於寬，劉焉、劉璋父子和袁紹一樣，在益州「以寬濟寬」，「德政不舉，威刑不肅」，寬容三蜀豪強。這種政策，使「蜀土人士專權自恣」，更有所發展。﹝《蜀志•諸葛亮傳》注引〈蜀記〉﹞蜀中人民「思為亂者，十戶而八。」﹝〈法正傳〉與劉璋書﹞諸葛亮看到了蜀中「致弊，實由於此」﹝〈諸葛亮傳〉注引《蜀記》﹞蜀中情況可用一個「亂」字來概括。諸葛亮在內修政理上，針對蜀中情況，制定了一整套由亂到治的方針。這就是〈便宜十六策•治亂策〉提到的方針，而最重要的是「先理強，後理弱」一條。理強，即打擊蜀土人士的專權自恣，消除「思為亂者•十戶而八」的危險局面；理弱，即扶植自由農，發展生產。之所以要「先理強，後理弱」，是因為強民專權自恣的問題
不解決，弱民的安寧、生產問題也就無法解決。這條方針是「治實」在內修政理上的集中表現。
先談理強。理強又有兩個方面，一是對專權自恣的強民，採用「威之以法」，「限之以爵」的政策﹝〈諸葛亮傳〉注引《蜀記》﹞；二是制定用人標準，起用有「才策功幹」，「憂公如家」之士。
《蜀志•伊籍傳》說伊籍「與諸葛亮、法正、劉巴、李嚴共造蜀科。」現在《蜀科》看不到了，但可想見有它本身的特點。從實際情況來看，〈張裔傳〉記載張裔常稱道諸葛亮「賞不遺遠，罰不阿近，爵不可以無功取，刑不可以貴勢免，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。」陳壽在〈諸葛亮傳〉中寫的評語中又說：「犯法怠
慢者雖親必罰，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。........刑政雖峻而無怨者，以其用心平勸戒明也。」這表明諸葛亮把「威之以法」和「服罪輸情」結合到了一起。用法無私，服罪可釋，所以法雖峻而無怨，賢愚「僉忘其身」。例子是有的，如李嚴被廢為民，徙梓潼郡，諸葛亮在與其子李豐教中明言：若能「思負一意」，則「否可復通，逝可復還。」﹝〈李嚴傳〉注引﹞把「服罪輸情雖重必釋」，用到刑法上去，這在法制史上罕見。本人服罪輸情既可免罪，子女，家族連坐之制，勢必革除。在《蜀志》中，看不到諸葛亮當政時期還有什麼連坐。李嚴犯罪，李豐仍舊官至朱提太守。
魏晉時期，人們紛紛稱道諸葛亮能用刑，為秦漢以來所未有﹝參見〈李嚴傳〉注引習鑿齒語﹞，原因也在這
有人因為孔明被三國演義神話而採取對孔明否定的態度, 卻忘了正史所記載的孔明事蹟並非全部空穴來風, 只想徹底否定其作為.
我自己是很不喜歡曹操的, 自然演義對我有所影響, 然而看遍正史, 曹操給我的印象竟然只有更糟、沒有更好, 屠城史歷歷在目、民變、叛變、曹操治人的詭譎與狡詐, 更令人印象不佳, 荀彧、崔琰、毛玠幾位對曹操開國有大功的大臣, 下場之糟, 更無可辯解.
歷史的解讀有各人自我的本身喜好左右, 只不過比起來某些人刻意的忽略正史也已經明確記載的事實, 而只採取對本身喜好有益的解讀, 我還覺得自己客觀多了.
下面文章轉載自三國之天地, 論孔明治實之精神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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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諸葛亮的治實精神
資料來源：魏晉南北朝史論稿 第三章 作者：萬繩楠
﹝此書內容相當精采，有興趣者可以買來參考﹞
第一節 治實不治名
《三國志•蜀志》卷五〈諸葛亮傳〉注引〈袁子〉，說諸葛亮「治實不治名」。這句話概括了諸葛亮一生活動中最根本的東西。可惜千百年來，很少有人注意到。
諸葛亮不僅是一個政治家、軍事家，而且是一個哲學家。和漢代「天人合一」、「神人合一」說相反，諸葛亮聲稱：「造化在乎手，生死在乎人」﹝《諸葛亮集•文集》﹞卷二〈陰符經序〉﹞，十分強調人的作用。諸葛亮非常重視「多見多聞」，以為「多見為智，多聞為神」。為了求得對事物有一個比較正確的認識，他要求做到「萬物當其目，眾音佐其耳」。﹝同書卷三〈便宜十六策•視聽〉﹞
尤其值得注意的，是他反對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要求全面地觀察問題。他曾感到法正的思想有片面性，在〈致法正書〉中，指出法正「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」。﹝〈蜀志•諸葛亮傳〉﹞他認為「仰高者不可忽其下，瞻前者不可忽其後﹝〈便宜十六篆•思慮﹞，「視微知幾，聽細之大」﹝〈便宜十六策•視聽〉﹞，高下
、前後、隱顯、大小兩方面是有關連的，都要留意，決不可只顧一方面，決不可以為是細微的東西，輕易忽略過去。在〈便宜十六策•治亂篇〉中，他說到要使政治由亂到治，應當「先理綱，後理紀；先理令，後理罰；先理近，後理遠；先理內，後理外；先理本，後理末；先理強，後理弱；先理大，後理小；先理身，
後理人。」之所以分先後，是因為「理綱則紀張，理令則罰行，理近則遠安，理內則外端，理本則末通，理強則弱伸，理大則小行，理上則下正，理身則人。」但絕不能只顧先，不顧後。
熟悉歷史的，都知道諸葛亮以丞相身分，自校簿書。評論者往往說這是諸葛亮的「事務主義」的表現。下這種評論，表明未深究諸葛亮的思想。殊不知諸葛亮極端重視兼顧事物的兩個方面，大事像「外結好孫權，內修政理」，他抓得很緊；小事，像自校簿書，他也不忽略。他知道大小之間是相通的，治實不能忽視小事
。關於自校簿書，丞相府主簿楊顒曾用「坐而論道謂之三公」、「邴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」、「陳平不肯知錢膜尬ヾv等話勸過他﹝《蜀志•楊戲傳》注引〈襄陽記〉﹞。但在他看來，這些是治名不治實。丞相府的簿書能反映國家各個方面的情況，諸葛亮要治理好蜀國，怎能不翻？
在治實上，諸葛亮還有一個可貴的地方，他懂得一個人的所見所聞畢竟有限，提出了「集眾思，廣忠益」﹝集思廣益﹞的思想。集思廣益是諸葛亮的一句帶有民主性的名言。他說他在隆中，初交崔州平，「屢聞得失」，後交徐元直，「勤見啟誨」。並且用了「處茲不惑」的話，稱讚徐庶﹝元直﹞做到了集思廣益﹝《蜀
志•董何傳》﹞在益州，他把「集眾思，廣忠益」當作丞相參署的辦事方針。他要求做到「聽察採納眾下之言，謀及庶士。」﹝〈便宜十六策•視聽〉﹞他稱讚董和參署七年，對他「每言必盡」，「事有不至，至於十反，來相啟告。」稱讚胡濟對他「數有諫止」。他說他和崔州平、徐庶、董和、胡濟四人「始終好合，
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。」因為這四個人能使他「少過」﹝《蜀志•董和傳》﹞，也就是能使他的思想比較符合客觀實際，少犯過錯。人們還曾稱道他「聞惡必改而不矜過」。﹝《蜀志•諸葛亮傳》附〈董厥傳〉注引《漢晉春秋》﹞他是古代一個少有的懂得「集眾思」的好處，具有民主精神的人。集思廣益的目的，正是為了求實，治實。從他所說的在隆中、在益州都力求做到集思
廣益，可知他的求實、治實精神是一貫的。
這就可以解開早在隆中的時候，諸葛亮對形勢的分析，為什麼那樣準確之謎了。他在隆中所以能熟知北方曹操、江東孫權、荊州劉表、益州劉璋、漢中張魯的情況，所以能預見到「鼎足之勢」可以爭取實現，所以能提出跨有荊、益，「外結好孫權，內修政理」等一系列制勝方針與政策，是因為他始終一貫地「治實不治
名」，研究問題，分析問題，集思廣益。
第二節 諸葛亮治蜀
內修政理
內修政理是諸葛亮治蜀的一個中心問題，其基本方針即「治實不治名」。
益州本是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土。」左思〈蜀都賦〉寫到那時的蜀中是：「溝洫脈散，疆里綺錯，黍稷油油，梗稻莫莫」；「闤闠之里，俊巧之家，百室離房，機杼相和」，何況又有鹽井、鐵山。在這個基礎上，商業也發展了，成都西市，被稱為「萬商之淵」，「羅肆巨千」。可農民、手工工人所創造的財富，都落入
了三蜀之豪」的腰包。三蜀之豪，有自己的田莊、徒附、部曲、奴婢。諸葛亮說李嚴罷免，猶有「故奴婢、賓客百數十人。」李嚴之子李豐以中郎參軍居府，「方之氣類，猶為上家。」﹝《蜀志•李嚴傳》注引諸葛亮〈與李豐教〉﹞這些上家恣情壓迫農民，引發了農民起義。靈帝中平五年，益州馬相起兵於綿竹，「自號黃巾」，殺刺史郤儉，進攻巴郡、犍為，有眾數萬人，馬相自稱天子。﹝《後漢書•靈帝紀》﹞
漢末政失於寬，劉焉、劉璋父子和袁紹一樣，在益州「以寬濟寬」，「德政不舉，威刑不肅」，寬容三蜀豪強。這種政策，使「蜀土人士專權自恣」，更有所發展。﹝《蜀志•諸葛亮傳》注引〈蜀記〉﹞蜀中人民「思為亂者，十戶而八。」﹝〈法正傳〉與劉璋書﹞諸葛亮看到了蜀中「致弊，實由於此」﹝〈諸葛亮傳〉注引《蜀記》﹞蜀中情況可用一個「亂」字來概括。諸葛亮在內修政理上，針對蜀中情況，制定了一整套由亂到治的方針。這就是〈便宜十六策•治亂策〉提到的方針，而最重要的是「先理強，後理弱」一條。理強，即打擊蜀土人士的專權自恣，消除「思為亂者•十戶而八」的危險局面；理弱，即扶植自由農，發展生產。之所以要「先理強，後理弱」，是因為強民專權自恣的問題
不解決，弱民的安寧、生產問題也就無法解決。這條方針是「治實」在內修政理上的集中表現。
先談理強。理強又有兩個方面，一是對專權自恣的強民，採用「威之以法」，「限之以爵」的政策﹝〈諸葛亮傳〉注引《蜀記》﹞；二是制定用人標準，起用有「才策功幹」，「憂公如家」之士。
《蜀志•伊籍傳》說伊籍「與諸葛亮、法正、劉巴、李嚴共造蜀科。」現在《蜀科》看不到了，但可想見有它本身的特點。從實際情況來看，〈張裔傳〉記載張裔常稱道諸葛亮「賞不遺遠，罰不阿近，爵不可以無功取，刑不可以貴勢免，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。」陳壽在〈諸葛亮傳〉中寫的評語中又說：「犯法怠
慢者雖親必罰，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。........刑政雖峻而無怨者，以其用心平勸戒明也。」這表明諸葛亮把「威之以法」和「服罪輸情」結合到了一起。用法無私，服罪可釋，所以法雖峻而無怨，賢愚「僉忘其身」。例子是有的，如李嚴被廢為民，徙梓潼郡，諸葛亮在與其子李豐教中明言：若能「思負一意」，則「否可復通，逝可復還。」﹝〈李嚴傳〉注引﹞把「服罪輸情雖重必釋」，用到刑法上去，這在法制史上罕見。本人服罪輸情既可免罪，子女，家族連坐之制，勢必革除。在《蜀志》中，看不到諸葛亮當政時期還有什麼連坐。李嚴犯罪，李豐仍舊官至朱提太守。
魏晉時期，人們紛紛稱道諸葛亮能用刑，為秦漢以來所未有﹝參見〈李嚴傳〉注引習鑿齒語﹞，原因也在這
